电影《盲区》是一个颇有深意的小成本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公交车司机刘春生和“富二代”马骁因开“斗气车”时无视“盲区”而造成两败俱伤的交通事故，后来在亲友和彼此的帮助下，战胜各自心灵“盲区”的故事。
细细思考不难发现，《盲区》这个片名似乎是一种隐喻：除了叙事层面所指涉的司机视线不能到达之区域和每个人认知的局限性之外，更有文化层面的深层意义，影片中无意识流露出的男权思想，以及影片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及其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法，也许是影片创作者都未曾察觉的“盲区”。下文将从影片的主题内涵、影片所折射的性别关系与社会现实等角度对该片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说说笔者对于这篇电影的一些看法。
和大部分电影一样，《盲区》电影的展开也是绝对开门见山的，整个故事由一场车祸展开：公交车司机刘春生因为与驾驶跑车的马骁开斗气车，在通过闪黄灯的十字路口时挡住了后者视线，使其被横冲过来的渣土车所撞并失去了一条腿，而春生在得知马骁截肢的消息后，陷入深深的内疚自责中，内心一直不得安宁，不仅换了份工作，还导致与家人关系的恶化。就这样，马骁的身体受伤，生活都难以自理，进一步导致了他自暴自弃甚至想一死了之；而春生则是心灵受创，恍惚地工作时连身体都不听使唤，以至于几次差点再出事故。
显然，在这部电影中，他们都需要救赎，所不同的是：马需要通过练习使用残疾的身体和平复心灵，以实现自我救赎；而春生则是需要通过对马骁的帮助来救赎心灵以恢复正常生活。两个人都需要一种救赎，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由此，对于身心的救赎贯穿了整部影片，救赎的开始是两个人在篮球场中，当春生看见坐在轮椅上的马骁时，便下决心帮马骁康复身体，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此后，他更是大胆提出教马骁重新学车，因为灾难是从驾车开始，所以他必须以驾车结束，这部电影首尾呼应，相当严谨，给人一种回归原点之感。
和大部分电影一样，影片重点拍摄的是救赎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必然是充满曲折的，在接下来的情节进程中，他俩经历了好几次似曾相识的噩梦一般的情境：过路口时抢行黄灯，突然变向别倒三轮车，没有注意来往车辆等，过去的习惯就像难以摆脱的心魔，让马骁几次企图放弃自我拯救的努力，而每当他想放弃时，是春生一直在给他鼓劲。其实，春生也是在给自己鼓劲，让两个人都不轻言放弃，一直到最后顺利地通过路考，两个人彼此开心扉，共同实现了自我的救赎，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彼此的分担共渡难关，最终完成了两个人的心灵救赎，完成了自己对精神上的拯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部电影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在电影的后半段，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时春生问马骁：对于一名司机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马骁回答娴熟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春生意味深长地摇摇头，然后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名司机，首先是要尊重生命。这也正是影片所要揭示的主题。显然，生命是身体和心灵相结合的完整存在，两者缺一不可，虽然春生和马骁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但如果不懂得尊重生命，那以后极有可能再次遭遇意外的劫难，而且下一次劫难，则将极有可能是不可救赎的。
《盲区》这部影片的主人公虽然是两位男性，但绕在其身边的女性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如他俩各自的女友与母亲，她们不在影片的情节线上起到了推动故事发展的功能，究其原因在于她们属于女性角色，电影想表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扎根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女性角色思想，这种设置也值得推敲，特别是如果以性别研究的批判视角来观照片中几位主要女性角色，考察其性格与功能设定的话，就不难发现其所反映的传统男女地位及其背后所隐的权力关系。
首先看马晓，他一开始的气车就是因为女友兰兰提出分手，这似乎是对“红颜祸水”的另一种演绎。尽管马晓在她留学澳洲的时候一等四年，还带她去大堡礁度假，但她还是执意要离开他，这些故事情节足矣让兰兰给观众的最初印象，这个模糊的印象随后又得到了加强。在她前往医院探望马骁却被后者赶出病房时，她没有如传统道德观所期待的那样无怨无地留下来照顾马骁，而是哭着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她最后一次出场足是马晓恍然大悟后拨打了她的号码，电话那头的她又成了马骁忏悔的对象，显然，此时的这种设置让观众只会更同情和敬佩马骁，而难免简单化地认为兰兰只是从反面刺激马骁走向成熟的催化剂。
与兰兰相比，马晓的母亲则是另一种略带负面意味的女人：她对儿子百依百顺，事事都维护马晓，明显溺爱得有些过头，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甚至要为马骁的悲刚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在春生身边的女性角色则是另一种类型，那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他的母亲自不待言，虽然戏份不多，但却非常形象地塑造了一位传统的家庭妇女，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她不仅操持家务，还时不时催问春生和燕子的婚事以及生娃等琐事，为剧情发展增加动力。
而他的女友燕子则扮演了一个死心塌地、逆来顺受的女性角色，这个女性角色也成为目前社会上很常见的一种女性角色的缩影。不论春生遭遇怎样的折，在工作岗位上有多失魂落，做出怎样不合情理的举动和决算，至整整一年不搭理她，燕子仍然义无反顾地理解和支持春生，正是其几“无底线”的宽容忍受，春生的整个计划才得以实施，但这难免会让观众觉得这种角色设置是将女性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庸”，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帮助春生去完成救赎。
综上所述，如果用女权主义的批判眼光来看，就不难发现电影《盲区》中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导致男主人公遭遇悲剧的“坏女人”，要么是完全沦为男性附属、毫无个性可言的“好女人”，充分反映出电影创作者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性别文化意识上的盲区？这种盲区思想细细思考，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性别思想的一个“缩影”吗？
虽然这部影片绕两名男主人公展开，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特别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以及这种分裂与对立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尽管影片在表现这一点时并未特别强调，甚至做出了一些弥合矛盾的努力不过与其所折射的真实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相比，这种努力显得有些徒劳，甚至欲盖弥彰。
其中，马骁刚在影片开头出现时，开着一辆篷宝马在环境优雅的小区里飞扬跋扈地轰油门，很容易让观众猜到他作为“富二代”的家庭出身。后面的电影情节还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如马骁父母的穿着打扮和行事风格；再如马骁邀请春生去他家过生日时，观众看见的是一个装修奢华还带花园庭院的独栋别墅；后面马骁父母为了庆祝他考取驾照，还专门买了一辆经过改造的给残疾人开的宝马送给他。这些情节设置无不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富裕家庭。
而反观春生，则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普通工人家庭，住的是小巷中的陈日平房，屋里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面白粉墙，卧室仅容一床。在片中，反映贫富阶层对立的场景不是很多，但却都很耐人寻味，一个是马骁在马路上开豪车肆意别春生驾驶的公交车时，故意伸出大拇指往下指来挑和羞辱春生，这个细节真实反映了某些富二代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器张心态；另一次是马骁出事故后，春生听见同事在议论说，这下春生可把人家给害了，结果另一个人马上说，“富二代，活该”相信这句话代表了社会上一些人的观点，这个细节也生动地揭示出社会贫富差距所引发的阶层对立及仇富心态。
为了弥合这种社会阶层差距，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尖锐，影片的做法是用超越阶层的友情来做普通人与富二代之间的粘合剂：在马骁出事后，他再也没有展现出富二代的盛气凌人，反而在春生的帮助下，逐找回自我；而马骁的父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瞧不起春生的神情，而是很平等和友善地与之相处。于是，社会现实中的贫富分化在电影中几乎消失于无形，这种处理虽然具有了教人向善的积极意义，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贫富阶层分裂所可能导致的严峻社会问题，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这似乎也留下了一丝遗憾，因为这部电影所演绎的两人情感很显然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几率不高，成不了一个足够现实作品，也让一部写实的电影似乎有那么些脱离实际了。
从传播功能和观影效果的角度看，这部电影能够在流畅的叙事中融入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因而也具有了多重的教育意义：如普及交通法规和文明驾驶常识，提倡对残疾人的关爱，渲染亲情与友情的重要性，鼓励每个人都应该自强不息，等等。但与此同时，这部影片所折射出的一些男权思想和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问题，则更值得我们反省与深思，这样小成本大道理的电影很不多见，《盲区》显然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